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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成立了自己的空军，民用飞机也从无到有，按理来说，也应该和周恩来一样，有自己的专机了，
人们都明白，这条规定是考虑到的安全问题，但是自己却很想坐飞机，跟空军司令刘亚楼提过好几次，都被刘亚楼以“空军没有好飞机，驾驶员水平不高”等理由搪塞回去了。
没办法，只好“忍气吞声”，压下自己想要坐飞机的愿望，每次外出，基本都是专列。
可是眼看着周恩来、、朱德等人外出都是坐飞机，不仅没“认命”，心还越发得痒痒了。
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后，准备去广州视察，4月的一天，他找到刘亚楼，老生常谈自己想要坐飞机的事，“五一检阅之后，我就要去广州了，这次不管你说什么，都得给我准备好飞机，坐飞机速度快，办事效率高嘛”。
刘亚楼也是老一套，“空军没有好飞机，驾驶员水平不高，我们应该对你的安全考虑。”
其实刘亚楼这么说，也不完全是应付，当时空军成立不久，各方面确实不够完善，事故也时有发生，万一在空中失事，后果不堪设想。
刘亚楼不由想起，一年前失事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复杂的国际局势，境外境内互相勾结，要不是当时周恩来临时转换交通路线......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这次会议由29个亚非国家及地区政府代表参加，这时候，新中国成立不久，国际对于新中国的接受度比较低，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恨不得把傲气摆在脸上，所以肯接受中国，带着中国一起“玩”的并不多。
这次的亚非会议，新中国接到了邀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打破外交困局的好机会，毕竟亚非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个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
经过党中央决议，由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会议，周恩来对此很看重，出席会议前，他才因为阑尾炎住院开刀，在伤病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情况下，他已经日夜辛劳，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了。
而当时的美国和台湾当局则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千方百计想要阻止我方人员参加，他们甚至丧尽天良的，组织了一系列的暗杀行动，目标直指周恩来。
当时民航局并未开通中国直通印尼的航班，想要去到万隆，必须先去香港，再乘坐国外的飞机飞往万隆。
经过周密的安排，我方决定租用印度航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出行，出发前，周恩来临时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邀请他在会议之前，先去仰光，一共商讨中缅两国之间的问题。
因为是临时的邀约，所以此次的缅甸之行并未对外公布，人们只知道周恩来将于4月11日在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万隆，实际上，周恩来已于4月7日率部分代表团成员离开北京，第二天，到达昆明，后转机飞往缅甸。
9日，周恩来接到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密报：特务将破坏代表团所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周恩来当即发出指示，要求外交部将这一情况火速转告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剩余未出发的代表团成员，并转告港英当局，一定要保证我方代表团人员的安全。
外交部办公厅整夜灯火通明，新华社香港分社不仅把此消息通知给港英当局，还两次约见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的经理，经理一再表示，会采取安全措施，严加防范，不让任何外人接近飞机，就连食品、加油、运送行李都有公司派人完成。
港英当局也做出保证，答应在机场附近再加强警戒，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的时间内，不让任何可疑分子接近飞机。
11日中午11点20分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到达启德机场，稍事休息后，搭乘着中国代表团成员，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中国新闻记者和几名外国记者的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了。
飞行2个小时，克什米尔公主号安然无恙，又飞行了2个小时，一切正常，下午6点半左右，机舱内出现爆炸声，随后飞机各处起火，机长三次发出求救信号。
几分钟后，克什米尔公主号失联，机场指挥人员脸色苍白，他们或许猜测到发生了什么。
机身损毁严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完全失去控制后，坠入大海，除三名外国机组人员存活之外，机上剩余人员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震惊国内外，虽然周恩来因为临时的行程而幸免于难，但所有人都知道，这针对的根本就是中国领导人。
事后，中国政府提供了所搜集到的情报：保密局的香港情报站策划了这次谋杀，主谋叫赵斌成，直接指挥者叫金建夫，具体执行者是地勤人员周驹。
周驹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光棍一条，平日里吃喝嫖赌，香港情报站在选定周驹后，便开始有意地接近他，软硬兼施，答应事成之后给他60万港币作为酬劳，还会安排他去台湾定居。
就这样，周驹在11日午饭期间，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引擎部位放置了一枚定时炸弹。
事发后，周驹很紧张，要求尽快去到台湾，而保密局下达指令，要求周驹保持镇定，继续上班，如果由警方传讯，则咬死不承认，每个月会给他200港币津贴。
港英警方传讯过周驹两次，但因没有进一步的措施，所以周驹一直逍遥法外，最后，他甚至逃脱去了台湾，改名换姓，在台湾定居。
因为有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前车之鉴，刘亚楼实在不敢拿主意，他找到周恩来、，想让他们能帮忙劝劝，过了几天，的秘书叶子龙给刘亚楼打来电话，“主席生气了，这事只能这么定了。”
这可把刘亚楼愁的一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清晨，刘亚楼就来到房间，“主席，咱们空军才组建不久，驾驶员飞行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发生点什么事就不好了，要不咱们坐苏联顾问开的飞机去吧。”
回答，“咱们国家已经培养了自己的飞行员，就不需要坐他们的飞机了，我一定要坐本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平时总说实践出真知，现在就是个好机会，看看新中国的飞行员驾驶技术究竟怎么样！”
不愿意坐别国的飞机，刘亚楼去向周恩来做了请示，周恩来想了想说，“主席决定的事情，没人改得了，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挑选一架最为保险的机型，和飞行技术最优秀的驾驶员，好好完成这项任务，还有就是务必保证此次任务的保密性，不要让外人知道这件事。”
当时空军只有伊尔14和里2两种型号的运输机，伊尔14虽然速度比里2快了120航空公里，但是进口才半年，使用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驾驶员对这架飞机的掌控也没那么全面，所以终究是决定，使用已经飞了五六年，稳定性能更好的里2。
为了确保的安全，刘亚楼决定再找一架副机为的专机伴飞，若是的专机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乘坐副机。
选择驾驶员的时候，刘亚楼从众多人选中挑出了胡萍，胡萍多次为周恩来飞过专机，还为不少外国领导人飞过国内航班，技术和经验都是无可挑剔的。
胡萍一家都是革命者，他大哥二哥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家里是的联络点，年少时的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到处去送情报。
为了躲避的追捕，小小年纪的胡萍不得已离开家，17岁，胡萍入了党，担任区委书记，后来又参加了，成为一名团级干部。
空军成立以后，飞行干部稀缺，刘亚楼就向建议，从陆军挑选一批优秀的营、团级干部到空军航校学飞行。
胡萍读过高中，在那个年代，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于是，他被选中进入哈尔滨第一航空学校学飞行，1952年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担任空军专机团第一任团长，后来又任专机师第一任师长。
驾驶技术过硬，政治上也可靠，在建国后的第一次飞行，交给胡萍是最放心的。
随后，胡萍就在空军副参谋何延一的指示下进行了试飞，试飞结束后，何延一向他举起了大拇指。
工作人员还对飞机上的休息床进行了处理，按照的习惯，软绵绵的床垫换成了木板，机舱抽屉里的扑克牌也被收了起来，因为不喜欢这些东西。
准备就绪，胡萍对机组人员说，“各位明白，主席平时是不坐飞机的，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由我们负责他的安全，我们在飞行过程中一定要小心仔细，不管发生啥，都不要乱了手脚，冷静应对！”
5月3日早晨，来到机场，刘亚楼走上前，为他介绍此次担任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们，一一握手，还询问了大家的名字和年纪，“你们都很年轻啊，年轻有为。”
他打量了一眼飞机，然后稳步走上舷梯，进入机舱，刘亚楼、罗瑞卿及工作人员们紧随其后，登上飞机。
等坐稳，系上安全带后，他冲着刘亚楼说了一句，“空军司令官，我们上天吧。”
8点左右，里2飞机发出轰鸣，随即滑上跑道，速度渐渐加快，一点点远离地面。
在飞机上的显得很高兴，建国后第一次乘坐飞机出行，还都是自己培养的驾驶员，他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根烟，坐着坐着，觉得不过瘾，又站起来在机舱里溜达。
飞行过程中，有没办法避免的上下颠簸，刘亚楼看很多人都有反应，便轻声跟说，“主席，你靠在沙发上休息休息吧，要不，吃点水果。”
这一天天气很好，窗外能见度很高，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以及越来越小的村落山水，他时不时侧头问问刘亚楼，“到哪了？”
中途飞机在武汉汉口王家墩机场降落加油，得到消息说下午天气良好，能够继续飞行的指示后，下午2点，飞机继续起飞，又飞了3个小时后，顺利抵达广州。
下飞机的时候，扭头对跟在后面的刘亚楼说，“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看来我也要像总理一样，享有坐飞机的自由，你要给我开开后门啊。”
第二天，请所有空勤人员去饭馆吃饭，尝试了烤小乳猪、蛇羹等广州菜，第三天，刘亚楼乘坐里2回京。
5月29日，完成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广州致电空军接回京，刘亚楼因为北京事务繁忙抽不开身，派何延一率里2飞往广州，并配有两架副机伴飞，机长还是胡萍。
30日，的专机起飞，路线是由广州飞往长沙，再到武汉，最后飞往北京，因为北京天气不好，一行在武汉待了4天，等待北京天气好转，再继续返回。
6月4日上午，气象处打来电话，说北京天气已经好转，争取下午5点之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
12点多，何延一率先乘坐第一架副机起飞观察天气，、罗瑞卿等人乘坐第二架专机，其余工作人员乘坐第三架副机，三架飞机相隔15分钟。
何延一坐在第一架副机上，看着下面一望无际的平原，心想接下来的飞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没想到飞行至河北衡水境内的时候，他发现周边都是雷雨乌云，这种天气对于那个年代的飞机来说，太致命了，更何况乘坐的里2年代还要更久远一些。
何延一正在因为天气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件让他汗毛直立的事情发生了，他联系不上后面的两架飞机了！
北京机场塔台的台长也是一样，三架飞机通通失联，他心急如焚，冲着工作人员大喊，“想办法给我联系上他们！”可是，就算他快把嗓子破了，依旧没能听到三架飞机的回应。
胡萍在发现何延一所在副机的信号受阻之后，就猜测到前方的天气不容乐观，当他远远的看到雷雨云笼罩的时候，心里还是咯噔一下，情况比他预想的更糟。
如果贸然冲进去，有很大的可能性被雷电击中，虽说一两次影响不算很大，但是谁知道这片雷雨云范围有多大呢；若选择飞机爬升绕过此处，也不知道这架已经濒临淘汰的里2是不是能够坚持住。
正巧，一道强雷从飞机侧面劈过，差点击中发动机，飞机受到不稳定气流的影响，开始激烈晃动起来。
飞机上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了惊慌，只有还是一副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样子，他一手拿书，一手握笔，继续着自己的工作。
清楚，如果自己也慌了，事态只会变得更糟糕，况且，他相信新中国的年轻飞行员，对胡萍有信心。
年纪不大，经验不少的胡萍很快便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他观察了四周的气象情况，决定临时改变航行路线，绕道沧州，飞回北京。
跟在后面的第二架副机看到胡萍变换了方向，也随之改道，默契地跟着胡萍的飞机。
当在北京西郊机场等待的刘亚楼，知道的专机在衡水附近失联的消息后，急得直抓头发，少有坐飞机的经历，这么少有的几次若是出了事，自己难咎其职。
等到第一架副机降落后，刘亚楼飞奔过去，问何延一，“主席呢，他怎么样，是不是在你后面呢？”
何延一的表情也跟快哭出来一样，刚刚死里逃生的他也只能实话实话说，“没有，我经过雷雨云的时候已经和专机失去联系了”。
人们只能继续焦急地等待着，直到专机和第二架副机行驶到天气晴好的沧州上空时，才取得了联系，这时候，刘亚楼才松了一口气。
专机降落，刘亚楼赶紧上前迎接，“主席，我们从始至终联系不到你，心都快到嗓子眼了，你要是再不出现，我们就派空军去搜寻了。”
好像并没把这次的惊险当回事，他笑着说，“是嘛，可是你之前对我说谎了，你说咱们国家没有优秀的飞行员，这下露馅了吧。”
刘亚楼对胡萍说道，“你们表现得很好，要总结经验，以后主席还会坐你的飞机呢!”
离开机场之前，和机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各位同志们，辛苦了，祝你们日行千里，在暴风雨中成长。”
不过，因为这个意外，政治局更加反对坐飞机了，后来，本着对蓝天白云的热爱，还是要回了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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